[短篇] 一次没有表白的爱－－朱鸿

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系1980级有男生九十六人，年龄参差，相貌各异，下课的铃声骤响之后，从教室走出来的样子总是雄赳赳，气昂昂的，明显的性压抑，也性冲动，依我的侦察和掐算，当时有三十二个男生暗恋着姚伶，其中有三个自不量力的家伙居然还避过大家的注意，企图搞小阴谋，甚至做小动作。不过这部没有逃脱我的目光，我恼怒了，我的眼睛仿佛上膛的子弹似的紧：紧地瞄准了那三个过分激动的男生。我分秒不停地瞄准了五天，使他们终于平静了，我当然也平静了。现在想起来，那些暗恋姚伶的人，都是一些唯美主义者和幻想主义者，实践证明，他们的性格多少部有一点暇疵，而且可怕的是，那三十二个男生的婚姻现在都失败了，好在姚伶没有嫁给他们任何一个，否则结局难以保证，这似乎是她的幸运。　　在我与姚伶同窗的几年之中，实际上我几乎没有听到过她的声音。我跟她没有进行过面对面的交谈，没有说过话。当我坐在教室的时候，她也没有发过言。她倒是唱过歌，不过那歌是一首赞歌，属于合唱，她的声音遂坠入其他女生的声音之中了，并为之所淹没。我一向反感赞歌，但有姚伶参加的那一次我却是非常认真地听完了，遗憾的是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还是没有逮住她的声音。大约有两次，她跟她宿舍的女生走在松柏葱郁的教学区，不知道为什么事情，她们高兴地交谈着，姚伶也朗朗地笑了起来，我便离开草坪，悄悄地赶上去。企图获悉她的声音。可当我跟她们的距离缩短到三米左右的时候，姚伶却仿佛有感觉似的不说话了。我曾经放诞地想，当然也是无可奈何地想，如果我转化为一片月光，从窗子飘入她们的宿舍，那么我就不仅仅能听到姚伶的声音了，可惜我不能，在我的印象之中，她说话的声音总是很小，很细，很羞涩，微微沙哑，像久经岁月的绿帛撕裂的一种声音。　　姚伶有一双幽深而忧郁的眼睛，她的睫毛长得像湖岸的柳，现在想起来，我仍觉得她是依靠眼睛感知世界的一个人，但我，还有其他一般的人，却要依靠愚蠢而坚硬的脑子，总之，她的眼睛吸引着我，因为我希望通过眼睛时候，她的眼睛会带动睫毛一闪，于是我所有的思想就涣散了，我仿佛一下便返祖为一只悲哀的猴子了，不过有—次：我豁出去了，我鼓足了勇气，我从教室的一个角落回过头，坚韧地直直地看着地，当时她坐在灯光之下，其他同学则星绕北斗般的排列在她的周围，她立即便觉察了我发出的信号，娃的眼睛一眨。睫毛随之一叠显然是要切断我的信号，但我却咬着牙，发誓要顶住，我感至到自己熊熊地燃烧着，我感到火燃烧得发出了焊接般的响声，小过我终于顶住了。在这漫长的过程，姚伶的睫毛又闪了一下，接着又闪了一下，这使我实在难以抵抗，遂垂首而坐，我觉得她的功力太大了，为这大约三秒钟的欣赏，竟几乎耗尽了我的能量，我有气无力地坐在苍白的灯光之中，整整一个晚上，我在教室没有读一页书。这确实是一次强烈的触电，不过它显然消磨了我，因为在这一次碰撞之后，我再也没有逼视她，再也没有出现过连续看她三秒钟之上的经历。我一向是一个敢于行动的人，但我对姚伶却没有行动，甚至从夏天的那个晚上之后，我便缩进了思念的堡垒。
姚伶是一个白皙的女生，但她的白却并不是那种在街上容易看到的银白，棉白，或云白。她的肌肤不是那种在白的两腮可以起晕染红的肌肤，我以为她的自是一种玉白，没有灿烂的亮，不过自得瓷实，细腻，干净而润滑。重要的是，她的肌肤有一种大理石殷的冰凉，而且是早晨的大理石，似乎还微微带着一些夜气和露水，这当然是我躲在思念的堡垒所想象的，我经常想象着她。　　姚伶不喜欢热闹，也不喜欢喧哗，总是夹杂在自己宿舍的那些女生之中，仿佛独处会遭遇抢劫似的。我感到她对外界有一种巨大的戒备，她似乎时时刻刻在警惕着，防御着。她甚至不穿鲜艳的衣服，也不穿紧一点小一点或短一点的衣服。夏天，那是多么美丽的季节，一般的女生都尽其可能地展示着自己的好，而且由于她们脱下了自己长的和厚的衣服，从而大片大片地露出了青春，校园才不干燥的，然而姚伶却非常节制，她一般是穿短袖衬衫，而不穿短袖T 恤，她当然也穿裙子，可她的裙子却没有一件会打在膝盖，事实是，她的裙子无不总是打在她的腿肚子上。不过这已经够了，她确实不能再露出更多的肌肤了，因为她的胳膊和腿肚子太白，太丰腆，太娇嫩，当然也太危险了。　　有一次在食堂排队买饭，我一不小心站在了姚伶的身后，遂看到了她的脖颈。从躯体冒出的这一节简直精致极了，它以埋在肌肤之中的七块微微突出的颈惟为中心向两边延伸，从而构成了一个半圆。我感到她的这一节肌肤是柔韧的。我看到了它的肉质和毛孔，闻到了它的气息，这使我想抚摸它一下，只是觉得我的手不干净，会亵渎了它。姚伶是一个非常讲究卫生的女生，在我看起来，她有可能在时时擦洗自己的脖颈，这使它的所有毛孔都亮得透明，甚至像是从酒精瓶子取出来似的，这样入迷地研究一个女生的脖颈显然是失态了，而且我忽然觉察自己处在了一种备受注意的气氛之中，我担心这样会伤害姚伶。遂在我即将走到窗口的时侯，我跑掉了，我到别的窗口去买饭了，不过她的脖颈激发了我的想象，这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，在浩荡的秋风之中，我的脑子满是姚伶的身影，我还大胆地意象了我对她的抚摸，我抚摸了她的手臂和手腕，沿着手腕慢侵向上，我抚摸了她的胳膊和肩膀，抚摸了她的脖颈和脊背，我在她的脖颈上流连了一会儿、并用中指和两个食指在她颈椎一带按着、揉着、研着，这一带确实像我想象的很是柔韧：之后。我一的手便久久逗留在她的脊背上，不过我感到这里没有暖意，我惟一的感觉是冰凉，是大理石般的冰凉。　　不知道是谁泄漏的，其准确性和权威性如何？总之，从一个隐蔽的管道流露了一条让我惊诧的消息，它是关于姚伶身世的，消息称：姚伶是一个私生女，为一个汉族姑娘与维吾尔族小伙所生，可他们却末能哺育她，她现在的父母，实际上是她的养父与养母，惊诧刚刚退潮，便是兴奋的涌起，我为姚伶是一个混血女而兴奋之极，尽管我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不过凭直觉，我相信她是一个混血女，她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，是昌吉回族自治州的，这是她成为混血女必要的而可能的背景。
重要的是，她轮廓清晰的脸，通直而棱角分明的鼻子，突出的眉骨和浓重的眉毛，还有她幽深的眼睛，都为她的身世作着诠释。　　姚伶的混血女的特征，当然也为我何以会如此倾慕地，何以会为她所迷惑找到了答案。我发现自己有强烈地爱恋异民族姑娘的倾向，我觉得她们神秘，热烈，风情万种，意味深长，我想我必须为自己的这种倾向拿出证据，不然便可能留下虚构和杜撰的疑窦，其实我在思念的堡垒之中做梦的时候，我还追求着一位俄罗斯族女生，她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1981级的，低我一届，毕业之后，我追求过一位漂亮的回族姑娘，追求过一位活泼的朝鲜族姑娘，可惜一律不果。不过这些只有我知道的经历锻炼了我，我以为那是伟大的经历，因为它充满了艰险，有勇气有智慧才能冲破封锁，进入禁区。　　虽然姚伶不平常的身世增加了我的激情，我的心更贴近了地，更包围了她，但我却依然没有行动，我依然呆在思念的堡垒。我在这个阶段的变化是，仿佛姚伶的忧郁传染了我，我也忧郁起来，我失去了对任何女生的兴趣，我拒绝参加所有的集体活动，也不想到教室去上课，觉得一切都没有意思，而且在晚上八点二十分之前就上床休息，尽管睡不着。　　不知不觉便毕业了，我站在窗口望着洁翰的云天长叹一声，说：完了，完了。　　当姚伶随乌鲁木齐几个同学结伴离开西安的时候，我迷迷糊湖地到车站去送了他们。
我觉得惜别的滋味又苦又酸，于是我就躲在了阴影之中以淡化其苦酸。姚伶己经上了车，不过车不走，送行的同学便不走，她也便不能坐下去。实际上她一直站着，从窗口探出头和车下的同学在说话。我远远地望着她，我发现她说话的时候，其眼睛不经意地一闪一闪地寻找着，一瞬之间，她把目光插到了阴影之中的望着她的一节木头上，我看到她的泪水涌了" 出；来。车下的同学一定会认为姚怜的泪水是为友谊流下的，但我却坚信她是为爱而哭泣。在车站那永远混浊的灯光之中，姚伶的泪水仿佛冰凌一样清洁而明亮。　　车启动了，车得寸进尺地迁移了。我看到姚伶急速地挥着手，我看到她的手渐渐在缩小，模糊，融化，终于消失了。我非常憎恨晚上十点十五分这次车，因为它把要领运走了。在我想起来，新疆完全是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它对我遥不可及，不过，这是不行的。我在思念的堡垒狠狠的说：这不行，这是不行的。　　当时我已经拿到了派遣证，我的单位是陕西省新闻出版局，我很满意这个地方，我的父母也满意，它离我家非常近，但我却没有立即到单位去报道，因为我隐隐听到了一种呼唤，经过一个晚上的考虑，我起床之后直奔电信局，我给姚伶发了一个电报曰：盼勿报到，请接我信
回到宿舍：我拧开钢笔帽，打开墨水瓶，铺平稿纸，便匆匆地写起来，一直写到日落西山。星光灿烂，接着我夜以继日地写，写了整整九十六个小时。写得天旋地转，草枯花落。十二万字的信，一江春水向东般地表达了我得爱。我跑到邮局，把它发了出去。　　现在想起来，我依然觉得自己的设计是真诚的，也并非不现实。我要让姚伶清清楚楚地知道我的心，在这样的条件下，如果她接受我的爱，那么我愿意在西安等她。我也愿意在边陲等她，甚至做一个为流俗所不屑的倒插门也可以。总之，只要我和她能在一起生活，在任何地方，做任何工作都可以。我知道我的父母不会乐意我到外地去，我也知道曾经帮助我分配工作的人会反对这样做，不过，这一切我都不管了，什么都不管了。在信发出去两个小时之后，我感到它太慢，也太轻了，不足以贯彻我的意志，遂决定到姚伶家去一趟。我认为如此重要而如此神圣的事情，不面对面地表白，显然是不应该的。我想，我一定要告诉她，即使她拒绝我，即使她明确地不接受，我也要告诉她。我想，我一定要告诉她，即使她明确地不接受，我也要告诉她。我想，我不能把爱总是关闭在思念的堡垒，我必须让它走出去，冲出去，让它见到姚伶，否则我一生都会后悔，一生得不到安宁。于是我就借了一笔钱，买了一张从西安到兰州的飞机票，立即抵达兰州，接着乘车进入乌鲁木齐。当我踏着乌鲁木齐晚上八点四十五分的夕阳在街上投宿的时候，我给姚伶的电报大约才到吉昌的电信局，我给她的信大约还在沙漠和隧道之中旅行。我的速度是很快的，但我仍觉得太慢。　　我从乌鲁木齐的一张木板床上睁开眼脯，便看到了一株白杨树上的晨曦，我穿好衣跟，挎上书包，走上了大街。我要抢从乌鲁木齐开到昌吉的首班车，我必须紧急行动，我发现这里宽阔的大街上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大约走了两公里，我才看到一个推着小车卖豆浆的妇女。盖着豆浆的白布上有袅袅的白气，还有那个妇女斜背着的黄挎包，这些使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伤感。我忽然感到孤独，而且自怜，自赏，自傲，当然也有一点自慰，因为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出省，是我第一次决定把自己的整个身心交给一个姑娘，甚至想到我是为什么而到这遥远的边陲来的，我的泪水便流了出来。　　当我赶到始发站的时候，一个穿着蓝袍的司机正拿着一只拖把在轮胎上摔着。他摔了几下，感觉把尘土和灰渣摔净了，才将拖把塞进水柄里涮起来，接着才不紧不慢地洗他的车。但我却松了一口气，我知道自己有了到昌吉去的工具了。我最怕自己要在乌鲁木齐滞留，不过这样的担心没有了，我已径坐在了车上，尽管这辆车是破烂的，几乎所有的座垫都露出了肮脏的海棉，但我却觉得它是一辆美好的车，我安全舒服，并产生了要在前排椅背上吻一下的冲动。
抵达昌吉之后，我按自己构想的，先找到一家旅馆，洗了脸，梳了头发，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，然后挎上书包出门。凭印象，我知道姚伶的家在自来水管理处，但它到底在昌吉的哪一个方位，哪一条大街上或小巷里，我却是不知道的。简捷的办法是查找地图，向人询问，可我却不想这样做，我以为自己千里迢迢到这里来向一个姑娘表白自己的爱，是不能使用一点聪明的，我只能使用虔诚。我感到这不仅仅是一件重要的事情，还是一件神圣的事情，我要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去找，一家一家地去找，一个门牌一个门牌地去找。我想，只要姚伶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注定是会找到她的，我隐隐地感到，爱的事情必须虔诚才可能完成、只有虔诚可以获得上帝的帮助，而聪明则会使上帝疏远。　　我没有看手表，所以我根本不知道我在昌吉转了多少时间，也无心留意它是怎么一种样子。现在想起来，我觉得它当然属于一个发展中的城市。大约只有几座高楼，都是崭新的，白色的瓷片反射着亚细亚中部才有的丰富的阳光。这里似乎在开拓道路，到处都是深坑和石子，到处都是黄尘。在鹤立鸡群似的高楼周围，是大片大片的使我感到温馨的泥巴房，我觉得生活便在那里，人性与人情便在那里，大约姚伶也在那里，我在昌吉走来走去，走得大街上吹起了风沙。虽然我不明白东南西北，不过我是清楚幸福之点的，我以为自己不会迷失，当然也不是盲流。　　沿着姚伶脖颈上的一股气息的暗示和引导，我走到了一栋泥巴房前。屋子里寂静无声，而一扇低矮的门则被擦洗得露出了它的神经和脉络。凭直觉，我判断这就是姚伶的家，她的气息已经穿过门缝弥漫出来了。我屏住呼吸，郑重地在门上敲了三下，随之是一个巨大的空白，仿佛屋子里没有人似的，这时候门谨慎地拉开了，一个微胖的中年妇女探出头间我：“ 你找谁？” 她不像姚伶的母亲，她没有姚伶那种显着轮廓的脸，也没有姚伶那种充满悬挂感和虚幻感的气质，不过我还是确认，这位孤独的妇女应该是姚伶的母亲。我说：“ 阿姨，我找姚伶。我是她的同学，从西安来的。”她平静地招呼我进去，并平静地叫着姚伶。但我却没有随她进去，我必须等姚伶的恩准，。我不愿意冒犯了姚伶。　　当姚伶像一片云似的飘到门口的时候，她的脸骤然苍白，她的眼睛满是奇异和惊恐。我这样一个从天而降的不速之客，显然完全出乎她的所料，我觉得她总是用酒精浸泡的毛孔随着我的出现而紧张得一下关闭了，惟有鼻尖的毛孔还张着，不过从这些毛孔流出的只能是冷汗。在亚细亚中部的阳光之中，她的冷汗密集，圆润，有珍珠般的造型。然而她却能够镇定，她很快便回过神似的让我到屋子里去，并向她的母亲介绍我就是那位发电报的人。我多少有一点拘谨，不过总的感觉还好，因为所有的线路部连接起来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的电报已经为姚伶及其母亲提供了研究的资料，在她们对这份资料有了一定的评估之后，人随之而到，无疑的，这个人是更直观和更可靠的资料，甚至他便是要直销的货。　　在姚伶给我沏茶，取瓜子，拿葡萄的过程，她一点一滴地告诉我，她是昨天才收到电报的，遵我之嘱，她还没有到单位去报到，她在等我的信，信尚未来，大约需要五天信才会到，如果是挂号信，那么需要十天。我说，我就是考虑到信太慢，才决定亲自走一趟的，我不想让你焦急，也不敢耽误你，只是匆匆忙忙，没有通知便来了。这时候，姚伶的母亲一直坐在沙发上注意着我，当然也注意着姚伶。在她显得浮肿的脸上，有一双严厉的眼睛，它完全流露着推敲和解析的神情，她还点了一支烟吸起来。　　我感到她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，而且充满了控制能力。不过她没有询问我什么，我想，这是由于姚伶在场的缘故吧。实际上我是希望她母亲注意我的，因为深切的注意标志着我进大了她考虑的范围，如果她对我的到来不在乎，无所谓，那么我便沮丧了。但姚伶的态度却是关键，倘若没有她的深切注意，倘若我不能感觉她的热情和兴奋，那么一切都将是没有意义的。我的为难在于，姚伶一向是一块大理石，而且是早晨的大理石，永远有一种夜气和露水的冰凉，这便我不易把握她。现在想起来，我以为问题恰恰便出在我对她把握错了这一点上。　　有一个细节当时很使我感动，而且在今天我仍能感到它的活灵活现，这便是，我刚刚坐在沙发上，姚伶及其母亲便让我退掉旅馆的房间搬回来住。她们告诉我，家里有的是地方，我是一个敏感之极的人，我确信，她们绝不是出于礼貌，她们完全是真诚的，而且是尊严的，但我却没有接受，我不是客气，我是担心自己在姚伶家睡不着。我容易失眠，睡姚伶家我将肯定失眠，在姚伶家翻来覆去地睡不着，显然是难堪的，甚至会跋坏姚伶家的安宁了。　　姚伶向母亲简单地交待了一下，睡到厨房去做饭了，她做的当" 是拉条子，客厅只剩下了我和她母亲，。她母亲不紧不慢地询问我年龄多少，兄弟几个，父亲母亲有何贵干，她们的眼睛仍是推敲和解析的神情，不过她努力做到婉转与平和，尽管姚伶在厨房洗菜、切肉、揉面，但她却显然注意着客厅，我以为她还有两次以插话的形式打断了她母亲的询问，其结果是，我和她母亲的交谈便未能继续进行下去，我和姚伶过去没有、谈过；互相是不了解的，而且她尚未收到我十二万字的信，所以我不清楚她的插话是什么意思？是担心她母亲的询问万一过分了而伤我的尊严，还是伤她的尊严？或是她根本就不愿意有这样的插问，因为它暴露了母亲的倾向，也许在她未听到我的声音之前，她不想；也不愿意让母亲有任何倾向，或是她早就有了自己的倾向，，这便是，不！总之，我希望天是晴朗的，我这样遥远达到边捶来；不要雨，不要阴，也不要云，可姚伶却偏偏是一个龄持的人，而我则是内向的，我和她也没有生活在开放的时代，我和她接受的完全是传统的教育，甚至是禁镭的教育，何况她的家有一种我可以感到的氛围！　　拉条子是闻名遇尔的小吃；似乎有一个观点，。认为新疆人以拉条子在家里待客表示着一种亲切和尊重，如果确实是这样，那么我感到满足，而且这个拉条子是姚伶所做，它的白面，绿辣子，红柿子，黄花，都留有姚伶的指纹和手印。然而我却没有吃出什么滋味，非常遗憾，我觉得对不起她！　　姚伶的父亲是一位司机，他出车而一直没有回家，于是陪我用餐的就非姚伶及其母亲莫属了。由于她们之间的彬彬有礼，有礼而造成的一种虚无、沉闷，甚至压抑，使我不得放松，遂在用餐之后说了一些中性的话，便提出要回旅馆去。对于我的提请，姚伶的母亲最容易理解为我是想跟姚伶独处，姚伶也最容易理解为我有话要说，所以她们便同意我走，姚伶当然送了我，这时候己经是晚上九点十分，也应该告辞了。算起来，我在姚伶家呆了近乎八个小时，第二次登门便呆了这么久，实在不好意思。　　走出姚伶家朴素整洁的泥巴房，走到路灯初照的筑建大街上，我和姚伶立即有了一种靠拢的感觉。实际上心理未必需要靠拢，但环境却使之靠拢。我以为在空旷的野外，在寂静的黑夜，人便本熊地希望接近和靠拢，即使两个人有仇恨，也会产生靠拢的需要，哪怕在暂时的靠拢之后，在度过了让人恐惧的野外与黑夜之后他们再战也可以。这种本能是原始人遗传给现代人的，原始人在狞猎时代而产生了对野外和黑夜的恐惧，也产生了抱成年一团的习惯。总之，轻风徐吹，行人稀少，近乎于无，我惬意多了，姚伶也宽舒多了。
姚伶完全是一种散步的速度和姿态。　　她仍穿着短袖衬衫，拖在腿肚子上的裙子，不过她显然软化了，甚至融合了。现在想起来；我依然会清楚地看到她不枝不曼的样子，楚楚可怜的样子，在路灯的光影之申使其衬衫和裙子有种豆绿葱绿祖母绿的样子。我不得不悄悄感叹着什么是清水荚蓉，什么是亭亭玉立，什么是真正的窈窕淑女，我披星戴月地从西安到这里，当然是有话要说的，这一点姚伶非常明白，而旦地似乎铰好了一切洼备，要听我说什么，轻风撩动着她的秀发，地微微仰起头，用自己玉白的脸承接着清幽的月光。我的思想剧烈地斗争着，我犹豫着。我不愿意说她不愿意听的话，但我却必须说真实的活，我随之平静地说：" 我准备明天早晨就走了！" 她惊诧了一下，似乎这样的话唐突、冒昧、莫明其妙，而且难以应答，所以她没有说什么，不知道怎么说，我接看平静地说：" 我的信也不用看了，你烧了它吧！" 我便这样完成了我的急转直下，甚至是堵死了我的路，此时此刻，姚伶显然己经知道了我的意思。　　而且恰恰就在此时此刻，她送我走到了旅馆门前。当她默默地转身向回走的时候，我确实想送她一程，，只是怕有唐突之嫌；有拖泥之嫌，遂没有送她，我打算乘首班车离开昌吉。我进入房间便开始洗漱，我感到疲倦，想好好休息，以赶自己的路。在我涮了口杯，准备躺下的时候，响起了敲门声。我不料竟是姚伶的父亲来了，他是一个厚道的人，他微胖而圆的脸啬了他所固有的厚道，他的厚道也显出了他脸的圆和微胖。他劝我不要明天走，他还告诉我明天早晨将接我用餐，那样浑厚的声音，从那样浑厚的声音之中传出的没有一点虚假的吩咐，一下击穿了我的心。我感到自己的心出现了一个洞，洞里的黑暗像山一样沉重。不过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我怎么可以再留下来到姚伶家去吃饭呢？我对爱有我的理解，也许我理解得极端了，甚至苛刻了，可它却毕竟是一种理解，而且我必须按自己的理解去行动……我像飘一样在昌吉度过了惟一和最后的一个晚上，随之把街上的一个馒头吞进肚子，回旅馆结账。　　当我挎着书包走到楼梯最后一个台阶的时候，姚伶的父亲接我来了，见我吃了饭，见我执拗地真的要走，他遂嘱我慢一点，他让姚伶送我。现在想起来，我当时确实希望姚伶能送我一下，我希望再见姚伶，因为我知道，这再见将意味着永别。　　我缓缓地向车站走着，以给姚伶留下时间。我的速度一点也不快，然而车站却毕竟太近太近了，仿佛我走了几步，它的写着红字的牌子便浮出早晨的白雾了。车站上有两个人等车，我去了之后，便是三个人等车了，不过我跟那两个人肯定不一样，我是希望首班车不要急着开过来的。　　甚至希望它抛锚，轮胎爆破，因为姚怜还没有到，可我却是多么迫切地希望再见她的啊！
在我感到失望，并不得不自己给自己鼓劲以防精神坍塌之际，我眼睛一亮，发现姚伶骑着自行车过来了。她顿着身子，仿佛是在白雾之中飞翔似的过来了，她默默地把自行车撑在一边，取下挂在自行车上的装有两个白兰瓜的篮子，默默地交给我，之后便默默地仁立一边，我完全撤退到了一个同学的立场，而且佯装镇定地说：" 这一次来匆匆忙忙的，下一次来，我将送你一尊唐三彩。" 也许我和姚伶命中注定要在这里永别，否则，为什么偏偏这时候可恶的首班车就抵达车站了呢？我像一不小心打碎了水罐，水流了一身的一个小孩，有一点糊涂，有一点迷乱，有一点手足失措，还有一点身不由己地上了车。　　我在乌鲁木齐售票厅的窗口随便买了一张东去的车票，转身之际，我踩了一个女人的脚，交款之后，又碰了一个少儿的头。　　在那个巨大而昏暗的售票厅，我觉得狼狈极了，我想，凡是看到我的人，都将认为我有一副潦倒相和败落相。不过，凭其猜测凭其同情吧，总之，我是顾不上这些目光了，我也没有什么力量了。　　火车驶出乌鲁木齐，闯迸无边无际的草原，立即提高了速度。我从硬座车穿过餐车，来到了软卧车，我也根本不管它是属一于一群日本人所订下的，便选了一个位子坐下了，来到这里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要独处，希望安静，整个软卧车的过道是安静的，因为日本人都呆在他们的包厢之中，没有谁会打扰我。不过在这里，我不知遣怎么想，想什么，我仿佛是鬼使神差似打开了窗子，把头伸在窗外。风使劲地冲击着我的头，但我却坚注；望着乌鲁木齐的方向，眺望着昌吉的方向，辽阔的天空布满晚霞，晚霞像波浪之中入了鲜血一样红。晚霞之下，仍是没有尽头的草原：穿过草原，仍是灰色的没有尽头的大漠，火车仿佛逃亡似的奔跑着，在在苍茫的自然之中，在晚霞之下，旷野之下，旷野之中，它小得简直像一只蚯蚓，一只蚂蚁，一直到晚上，我都把头伸在窗外让风吹着，我觉得风已经揭去了我的皮撕下了我的肉，我完全变成了一具白骨森森的骷髅，不过我的意志仍是清醒的，清醒使我充满了悲哀，因为我知道自己最纯洁最精锐的生命结束了。我已经二十四岁了，我将到一个单位去工作，还将领薪水，并按习惯势力准备结婚，我将再也不是一无所有的我了，我将再也不能赤手空拳地追求一个姑娘，其性质是不同的，它有不同的方式，不同的格调，甚至有不同的温度。它所激起的感情和所产生的动力，当然也不同，爱直通生命的核心，带着原始的鲁莽，而婚姻充满了盘算和设计，当然，为了婚姻而去追求一个姑娘与为了性而去追求一个姑娘，其性质还不同。　　这一次的行动，我只有向北京一个同学叶闯透露过，不过我要求他保守秘密，不可传搔，叶闯答应了，所以尽管很多同学都知道我在被派遣之际匆匆忙忙到新疆去了一趟，他们猜测、探问，可他们却不知道我做了什么，我想，姚伶也不会随便说的，她是一个有尊严的人，而且，她也不好说，她当然不好说，因为她也不很明白我为什么忽然要走。不过这个问题挠她的心，她还是想弄明白的，大约我离开昌吉三年之后，她在北京见到叶闯，她知道叶闯与我的关系，遂拐弯抹角地向其刺探，并责怪我莫明其妙。尽管叶闯知道姚怜的矜持是其素有的性格，朱鸿对此也能理解，然而朱鸿当时还是感到了巨大的沮丧，甚至觉得她是一个不会感动的人，她竟没有在合适的时候流露一种朱鸿依常情而希望的暖意，这使朱鸿熄灭了自己的火，但叶闯遵守了诺言，并末把朱鸿的体验告诉她：于是这件事情就以自己待殊的方式像一滴水似的渗透到岁月之中了，我呢，也再没有给她写信，打电话，进行联络，也再没有获悉姚伶的消息，我当然也尽量避免知道她的婚姻与家庭。我不会嫉妒她的情况不好，只害怕她的情况不好，但渗透到岁月之中的水却并没有为岁月所蒸融，恰恰相反，它蓄于我的心底，清澈，晶莹，没有污染，而且只有我知道它对我是多么重要，它一直在怎样地滋润着我的灵魂。

水哗啦啦,寂寞说话,阡陌无华，南方暗哑,伤春有时,茫夏无终~